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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超越现世的心灵之路——访画家马良书

来源: 成功杂志         时间:2014-01-14

     

    马良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副教授、北航文化与艺术传播研究院硕士生导师

    一个秋意爽心的上午,我走进了马良书老师的家。进入居室,便觉满目清雅之气扑面而来,一方大端砚茶海坦然而卧,宽大明窗之下,一组景观山石浴光而立。山上花木簇簇,流水潺潺,叮咚作响;石下聚水成潭,游鱼成群,波光潋滟;阳光从开阔的窗间洒入,在假山的花木丛中凝出斑驳暗影,几只翠绿小鸟散养其间,不时扑飞欢鸣。而老师常常独坐于这宛然真山真境的山水之间,一边品茶,一边思索他的艺术人生。

     

        我为采访老师的画作而来,能在这一处所完成我的访谈,无疑是美事一桩。在此情境之下我们的谈话,不由自主地海阔天空起来,仿佛偏离了谈论画作的主题,然而却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他的艺术脉络和走向,也算收之桑榆了吧。
     
        《成功》:一般来讲,对于画家是怎么走上一条艺术之路的,总是一个兴趣点,我们也一样,老师您能先从这儿开始吗?
     
        马良书:我小时候有几个特殊的经历:一是上小学,老师规定必须使用毛笔做作业,无论是语文还是算术都只能用毛笔;二是长期没有课本,都靠老师口传手抄的办法解决;三是上学必需书包、锄头、镰刀三件套,进教室少一样都要受罚,课堂进行中的任何时候,生产队长都可以进来招呼一声,全体都得下地干活。那时常常处在焦虑状态,诸如写毛笔字时总是笔尖分叉啦,上学路上怕墨汁洒出来啦,扛不动锄头啦,心里总是很焦虑;再就是书本中革命传统教育,《小英雄雨来》、《鸡毛信》、《草原英雄小姐妹》让我有一种时刻准备着受痛或赴死的焦虑,小学时看电影,上语文课讲些革命者如何受刑如何不屈的故事,也很焦虑,害怕自己会当叛徒。这些焦虑很像是在烈日下走在光秃秃的山脊上的蒸烤,无处可藏。这些焦虑在后来的生活中持续发酵,与我人生其他阶段的焦虑混杂在一起,让我觉得现实不是课堂上、书本上、宣传上所说的那样,“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是“祖国美丽的花朵”。生活让我很焦虑,现实让我很焦虑。焦虑的反作用是让我心底里升起一股强烈的渴望,那就是自由。我后来在绘画里找到了、实现了的最根本的就是现实中所没有的自由。
     
        我长期在想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画画有兴趣、为什么会画画的,头脑里面一直在捋一条线。最初可能还是因为写毛笔字。小学时候整个学校里我毛笔字写得最好,这就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经常被叫去抄写大字报,顺带画点插图,慢慢养成了写写画画的习惯,到初、高中的时候就不自觉地把画画当成了一种放松的方式。后来家里条件不太好,高中读了两年就参加高考,考了一个师范外语专业。毕业被分配支边,到县里的一座山区中学教了5年初、高中英语。山区里条件艰苦,没电,也没什么娱乐,业余时间也多,我就时常去爬山,尤其是没有路的地方,方圆几公里的山头儿都被我爬遍了。登上山顶之后干什么呢?我就画一张画,画一张风景,看见什么就画什么。暑假的时候,我喜欢沿着河道去找寻源头,只要看到一条河哪怕只是一道沟渠也一定要找到它的源头,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人走过的,风景太奇美了,忍不住就要画一张。这时候我画画都是拿起笔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也不知道“写生”这个词,纯粹是心念一动所致。
     
        1983年那时当老师是很苦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0块钱,一年的积攒也买不了一条裤子。但那时不用考虑生存问题,不想钱的事儿,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找寻各种各样的体验和快乐。后来遇到一个机会,县里实验小学需要一名美术老师,我就调到了县里。在小学教画画的日子非常愉快。最大的收获是我知道了美术是一个正业,还是一门专业,在这之前我压根不知道美术也是一种专业,脑子里只是写写画画的概念,我第一次知道了省城里还有一所美术学院。我当时立刻决定报考湖北美术学院,但第一次考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没见过石膏像,不知道什么是素描,那肯定考不上。回来后我就买了一堆考试用的书,还有一个伏尔泰的石膏像,天天照着画。说来也巧了,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就考的伏尔泰。我只有一个伏尔泰,天天画,月月画,伏尔泰的任何角度我都能背下来,这还能考不上?那时候一个班招16个人,我是成绩倒数第一进去的,我正式开始了学习美术的道路。
     
     
     
     
        《成功》:美术学院是艺术的殿堂,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在里面读书,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马良书:我最大的体会是两点:一是,美术学院怎么这么自由?教我的老师怎么这么好?二是,画画怎么这么愉快、这么好学?在以往的写写画画中,我那是完全为了放松,是在玩,现在在专门的美术学院里学,基本上我是在使劲地玩。别人看来我是在玩命地用功,其实,我是在玩命地玩。在美术学院里的学习对我来说实在是愉快极了。还有一点我要重点地说一说,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我就有几大焦虑,教研组长、校长、县教委主任那可不得了,那可是不得了的官,那都是能把我管死的人。我中午吃的什么饭、晚上吃的什么饭、什么时候睡觉,教研组长、校长都能搞得一清二楚,我是他们重点要管的人,基本就是个坏人,我打过架,打过总务主任,跟支部书记当面骂过,跟很多当班主任的老师过不去。可是在美术学院,我从没有过积极要求进步,什么都不需要表现,就一下子变成了好人。原来坏人变好人这么容易。在这里,老师特别地平和随便,跟学生在一起很自由,心灵是完全放开的,这些老师都是全国知名的画家,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可在我们面前,什么都能说,没什么遮掩,自由极了。那时在我们眼里美院的官是系主任、院长,在我一个乡下来的学生眼里那可是大官、大人物,可是,他们却对我们好得很,想见就见,想说就说,心里没有任何障碍。他们的确是大人物,在全国来看都是成就非凡的大艺术家,但,在我们眼里都是慈祥的老头儿。我想他们当官,不需要故意装着什么样子,艺术上他们都很厉害,是大人物,没想到自己是官。这对我影响很大。在美术学院我自由了,更重要的是老师说我是最老实的学生,系主任说我是最听话的学生。院长晚上进画室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在画石膏,认识了我,记住了我,说我是最用功的学生。我后来读研究生,毕业留校,都与这有些直接的关系。
     
        《成功》:可以看出您是个不愿受到束缚的人,这是否会时常与现实相抵触?
     
        马良书:从幼年时起,我就一直处在矛盾中:一方面,我一直是个学习很好的学生;另一方面,我又是个不断犯错的人,经常要在全校师生面前作检讨。这种情况后来依然存在,我既是最认真、最和善的好老师,又经常是一个不好管的下属。这种矛盾产生的焦虑是长期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与我不希望受到管束、渴望心灵自由有关,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都在追求这种自由。
     
        所有人都会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产生一种反弹。有的人反弹过度,产生了极端的行为;有的人不反弹了,那这个人就没用了;适度的反弹可以让人产生批判性,促发思考,进而产生前进的动力,产生创造力,它是一种好的东西。我唯有在绘画或写字中能够感觉到生命的高度自由,而对现实的反弹赐予了我更多的灵感,让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成功》:现在看来,您很快乐,没有什么烦心事,生活很简单,能够画点画、散散步、喝喝茶,就很快乐了。您把画画当作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能干好的事,也因此比任何人都专注、用功。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浓郁的中西结合的风格,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马良书:实际上我大学四年学的是油画,我毕业的时候,整个湖北美术学院招研究生只招五个人,绘画专业只招国画方向,我才选了国画。虽然是没有选择的一件事,但却阴差阳错地给我制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缘。这也为我后来考取清华大学博士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事实上在我心里不分油画和国画,也不分油画家或是国画家。绘画研究分很多个阶段,这个阶段我面对的是油画的问题,我就集中精力去研究油画,打通之后发现有些因素能用在国画上,形成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同样研究国画的一些内容,也可能马上用到油画上去。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研究命题,要终生走下去。我的命题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会一直往下走的。往往这个命题会被放在国画里面,走一段时间感觉走不动了、走不通了,我就退回来,在油画上走,油画上走一段时间,仍然会卡住,就再回到国画。吴冠中先生当年就是这种状态。读硕士研究生时湖北美术学院的院长徐勇民先生是我的导师。他不是叫你去练习传统的那些笔墨程式规范,他是讲对艺术的本体性问题的思考,应该去做全面深入的研究,不要分中西,不要设界限,要追求自己心中的艺术。这对我的艺术道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吴冠中先生和我在清华时的导师刘巨德老师都十分强调艺术上的中西结合,我与两位导师在学术理想、人格操守、为人处世方面都很相投,也因此越画越愉快,越觉得人生道路应该往这个方面走下去。
     
     
     
        《成功》:您的作品中总是有一种特别的灵气,您是怎么把握的呢?
     
        马良书:艺术家的创作中,是要有情感的,也要艺术家具有特别的慧心,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吴冠中先生的每一张画里,都有一种很特别的、鲜活生动的情感与描绘对象的生命情态,他是兼有诗人的魂灵和画家的眼睛,他看到了物象的超凡的美,他的诗性魂灵与这种美附体在一起,于是一幅画诞生了。我画画也是有这种性格的狂热性,也是要这种魂灵附体般地狂热喷发的。虽然看我的画很平和、很明丽,其实是要很特别的感觉的。
     
        有的人靠搞怪博眼球,有的人总想显示自己的功夫,但这些在真正的伟大作品里都是找不到的。画画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就是能够影响作品的生命力,或者说是一种情感力量。它的内在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人的灵感、才气、才情。灵感喷涌而出的时候,就是生命力的能量爆发,一切技术技巧都成为不需要的了。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画画是需要天才的。一幅画其实你是不知道它是怎么画出来的,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只需要对生命本质的自然呈现,这是要一种灵慧才情的。它产生的前提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心灵获得的高度自由。
     
        《成功》:您在创作之余还完成了几部学术专著,在绘画理论界有相当大的反响。有些专家评价您的《中国画形态学》是现代以来中国画研究的一个重要文献,看来您的艺术探索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似乎您心中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
     
        马良书:当然有,但没有人能解答我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有这个能力,随便一个人都会比我高明。但是,在学术专业的道路上,最后都是需要一个人去走的。艺术之路绝对不是千军万马都能走的路,艺术家最后的一切问题都要靠自己来解答,别人的答案并不是你的答案。这是一条只有自己一个人能走的路。所以艺术是孤独的,艺术家是孤独的,没有同行者。人生要有一些战略性的考虑。艺术之路如同盖楼房,要想建得高,基座要做得很大,扎根要深。我以前做过雕塑、壁画、环境设计、园林设计,包括一些视觉传达设计,这就是建基座的过程。而在现阶段我就要集中了,在纯艺术的绘画上建高楼。艺术家一定都要有根基,要扎根在深层学术上。所以我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本专著——《中国画形态学》,这都超出了一个画家应该去做的事情。事实上写书的过程也是我理清心中一些问题的过程。
     
     
     
        《成功》:您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是否已经有了规划?
     
        马良书: 前两年,我给自己提了个口号——回到自我。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太令人眼花缭乱了。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基本上能够在绘画上找到自己,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面貌,在画坛中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阵地。有了我自己的语言体系、表达形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面貌,这是第一步。接着我要让它继续长大,再有个三年的时间我就可以让它更加地扩展了。在这之后,我考虑画一些关注现实、对社会人生有一些思考的作品。实际上2009年以前我一直在画这类作品,但后来进入吴冠中先生的绘画体系后,我发现这里有非常多的“金子”、“宝石”,我得先去把这些东西弄到手。以后我会重新回到现实的、重大的题材上来。

        【本文原载于《成功杂志》2013年第10期】

    编辑:余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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